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提出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在一个时代，“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”。这种“精神气候”，决定社会的风气、心态和行为准则，甚至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“气质”的决定性因素之一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“说假话”在我们这里成为主要的精神气候，社会情势，迫使人们说假话、办假事，是一个“说假话年代”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，是可悲的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失都很大。著名作家韶华的近著报告文学《说假话年代》，即以亲身经历，真实生动地记述和描绘了这个年代，忆昔思今，贯穿了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“文革”的20多年。
作者以亲身经历，有细节、有情节、有过程、有感受地“报告”给我们，使历史再“生活”一次，使我们再在历史中“生活”一次。正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家所说，“历史”是活着的人，为了活着的人，使死去的人和事，重新活一次。然而，对历史的重温，是为了反思。尤其是作者还写到了他熟悉的、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张志新，因为实事求是，敢于抵挡历史狂潮恶浪，终被残酷杀害的事件。面对严酷的血的史实，我们不能不再思三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说假话的虚伪的品性和心理，会像病菌一样侵入民族的肌体，会遗传后代，危害后世。作者在《引言》和《书后的思索》中，都说到现实生活中说假话办假事的状况。“现在的假话，远远不介1958年那样‘高指标’压出来的‘吹大牛’，而是和做假事结合起来了。”“目前的市场上、社会上，假烟，假酒，假药，假材料，假新闻，假报告，假产值，假统计，假赢利，假亏损，假破产，假工程，假小康，假典型，假文凭，假学历，假达标，假广告……真是满口假话，满地假事。”面对这种社会状况，《说假话年代》的价值，凸显出来：它是用“历史”来同“现实”对话，希望以那“说假话年代”的教训，提醒当世的人们。
作者慨乎言之：“一个敢于面对真实的民族，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，勇敢的民族，成熟的民族。”
中华民族应该有力量战胜这个“说假话病菌”的侵蚀与危害。
